人必须先说很多话，然后保持静默。
# 4-50
宗教也和人生有关系。每种大宗教的核心都有一种哲学。事实上，每种大宗教就是一种哲学加上一定的上层建筑，包括迷信、教条、仪式和组织。这就是我所说的宗教。
哲学，尤其是形上学，若是给予实际的信息，就会变成废话。
如果除了宗教，别无获得更高价值的途径，的确应当惋惜它们。放弃了宗教的人，若没有代替宗教的东西，也就丧失了更高的价值。他们只好把自己限于尘世事务，而与精神事务绝缘。
欲得到最高的成就，必须脱离尘罗世网，必须脱离社会，甚至脱离 “生”。只有这样，才可以得到最后的解脱。这就是 “出世的哲学”。
儒家认为，处理日常的人伦世务，不是圣人分外的事。处理事物，正是他的人格完全发展的实质所在。他不仅作为社会的公民，而且作为 “宇宙的公民”，即孟子所说的天民，来执行这个任务。
他要做的事就是修养自己，连续的，一贯的保持无私无我的纯粹经验，使他能够与宇宙合一。显然这个修养过程不能中断，因为一中断就意味着自我复萌，丧失他的宇宙。因此在认识上他永远摸索着，在实践上永远行动着，或尝试着行动。
# 4-51
他像苏格拉底，他的哲学不是用于打官腔的。他更不是尘封的陈腐的哲学家，关在书房，坐在靠椅上，处于人生之外。对于他，哲学从来就不只是为人类知识，摆设的观念模式，而是内在于他的行动的谏言体系。
拿诗来说，诗人想要传达的往往不是诗中直接说了的，而是诗中没说的。
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任何事物，发展到一个极端，就反向另一个极端；这就是说，借用黑格尔的说法，一切事物都包含着他自己的否定。
“农” 的生活方式是顺乎自然的。他们赞美自然，谴责人为，于其纯朴天真之中，很容易满足。他们不想变化，也无从想象变化。中国曾经有不少著名的创造发明，但是我们常常看到，它们不是受到鼓励，而是受到了阻挠。
理想的人生是这样一种人生，虽然对宇宙有极高明的见解，却仍然置身于人类的五种基本关系的界限之内。这些人伦的性质可以根据环境而变。但是这种理想本身并不变。
还有些人， 很有学问和天才，但是深受当时政治动乱之苦，就退出人类社会，躲进自然天地，他们被称为 “隐者”。
不论在哪个方面、决定行为的 “契据” 都在本人自身，而不在其他东西之中。
一个人做他应该做的事，纯粹是由于这样做在道德上是对的，而不是出于这种道德强制以外的任何考虑。
依儒家看来，一个人不可能无为，因为每个人都有他应该做的事。然而他做这些事都是 “无所为 “，因为做这些事的价值在于做的本身之内，而不是在于外在的结果之内。
虽然他的一切努力都是枉费，可是他从不气馁。他明知道他不会成功，仍然继续努力。
我们的活动，要取得外在的成功，总是需要这些条件的配合。但是这种配合，整个的看来，却在我们能控制的范围之外。所以我们能够做的，莫过于一心一意尽力去做我们知道是我们应该做的事。而不计成败，这样做，就是” 知命 “。
# 4-52
知命也就是承认世界本来存在的必然性，这样，对于外在的成就也就无所萦怀。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，在某种意义上，我们也就永不失败。
在儒家看来，命是指人们所能控制的范围以外的东西。但是，他若是竭尽全力，总还有一些东西是他力所能及的控制范围以内的。所以，人只有已经做了他自己能够做的一切之后，对于那些仍然要来到的东西才只好认为是不可避免的，只好平静地、无可奈何的接受他。
爱别人就是一种个人保险或投资，它是会得到偿还的。可是绝大多数的人都很近视，看不出这种长期投资的价值。也还有一些实例，说明这样的投资根本得不到偿还。
人们接受这样的权威，并不是因为它选中了他，而是由于它们无可选择。
一国之内，只能有一义存在，这一义必须是国家自身确定的一义。别的义都是不能容忍，因为如果存在别的义，人们很快就会返回到 “自然状态”，除了天下大乱，一无所有。
无用是全生的方法。善于全生的人，一定不能多为恶，但是也一定不能多为善。他一定要生活在善恶之间。他力求无用，但是到头来，无用对他来说有大用。
普通隐者的方法，他们逃离人世，遁迹山林、心想这样就可以避开人世的恶。可是人世间的事多么复杂，不论你隐藏的多么好，总是有些恶、仍然无法避开。
事物变，但是事物变化的规律不变。一个人如果懂得了这些规律，并且遵循这些规律以调整自己的行动，他就能使事物转向对他有利。
从一个更高的观点、看生死、看物我，从这个更高的观点看事物，就能够超越现实的世界。这也是 “避” 的一种形式；然而不是从社会到山林，而很像是从这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。
每个人应当毫不考虑自己的利益，无条件的做他应该做的事，成为她应该成为的人。
# 4-53
人之所以异于禽兽，在于有人伦以及建立在人伦之上的道德原则。国家和社会起源于人伦。照墨家说，国家的存在是因为他有用；照儒家说，国家的存在是因为他应当存在。
君若没有圣君必备的道德条件，人民在道德上就有了革命的权利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即使杀了君，也不算弑君之罪。这是因为，照孟子说，君若不照理想的君道应当做的事，他在道德上就不是君了。
天爵都是在价值世界里才能够达到的境地，至于人爵都是人类世界里纯属世俗的概念。一个天民，正因为他是天民，所关心的只是天爵，而不是人爵。
通过行衷恕，他的自我、自私都逐步减少了。一旦减无可减，他就感觉到再也没有人与我的分别，再也没有人与天的分别。这就是说，他已经与天，即与宇宙统一，成为一个整体。
人性的情况也一样，圣人的本性与其他人的也相同。所以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圣人，只要他充分发展他地本性就好了。
名家怪谈，与别人争辩时，否定他们的肯定，肯定他们的否定。
它们对于实、都无所肯定，因为他们对于实际世界中什么东西最大，什么东西最小，都无所肯定。它们只涉及抽象的概念，就是名：“至大”“至少”。
“日方中方睨，物方生方死 “。实际世界中的一世事务都是可变的，都是可变的。
万物彼此相同，又可以说万物彼此相异，它们的同和异是相对的。
万物是相对的，不断变化的。万物之间没有绝对的不同，绝对的界限。所以得出逻辑的结论：万物一体，因而应当泛爱万物，不加区别。
经验的对象总是站在经验者的对面。如果说，“一切” 能够是经验的对象，那就一定也要说，还有个经验者站在 “一切” 的对面。换句话说，一定要说 “一切” 无外而同时有外，这是个明显的矛盾。
绝大多数人的思想都限于 “形象之内”，即限于实际世界。他们见到了实际，要都限于 “形象之内”，即限于实际世界。他们见到了实际，要表达它并不困难：他们虽然使用名来指实，可是并不自觉它们是名。
# 4-54
思索名，就是思索思想。它是对于思想的思想，所以是更高层次的思想。
有了天、地和万物，接着就有天、地和万物之名。这就是老子说的 “始制有名”。但是道是无名，同时一切有名都是无名而来。
因为道无名，所以不可言说。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对于道有所言说，只好勉强给它某种代号。所以我们称它为道，其实道根本不是名。但是我们称道为道，意思并不是说，它有任何这样的名的属性。它纯粹是一个代号，用中国哲学常用的话说，道是无名之名。
既然 “道” 是万物之所从生者，它必然不是万物中一物。因为它若是万物中一物，它就不能同时是万物之所从生者。每类物都有一名，但是 “道” 本身不是一物，所以他是 “无名、朴”。
万物的存在蕴含 “有” 的存在。老子说 “天下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”。
虽然万物都永远可变，在变，可是万物变化所遵循的规律本身不变。
任何事物的某些性质如果向极端发展，这些性质一定会转变它们的反面。
划不出这样的绝对界限，可以适合一切事物，一切情况。就人类活动而论，一个人前进的极限是相对于他的主观感觉和客观环境而存在的。
想要得些东西，就要从其反面开始；想要保持什么东西，就要在其中容纳一些与它相反的东西。
人们丧失了原有的 “德”，是因为它们欲望太多、知识太多。人们要满足欲望、是为了寻求快乐。但是他们力求满足的欲望太多，就得到相反的结果。
知识本身也是欲望的对象。它也使人能够对于欲望的对象知道得多些，以此作为手段去取得这些对象。它是欲望的主人，又是欲望的奴仆。随着知识的增加，人们就不再安于知足，知止的地位了。
道家认为，天下大乱，不是因为有许多事情还没有做，而是因为已经做的事情太多了。
圣王首先要消除乱天下的一切根源，然后他就无为而治。无为，而无不为。
# 4-55
圣人愚是一个自觉的修养过程的结果。它比知识更高、比知识更多，而不是更少。
自由发展我们的自然天性，可以使我们得到一种相对幸福；绝对幸福是通过对事物的自然本性有更高一层的理解而得到的。
可是只要它们都做到了它们能做的、爱做的，他们都同样的幸福。所以万物的自然本性没有绝对的同，也不必有绝对的同。
只需要顺乎人自身内在的自然本性，就得到这样的相对幸福。这是每个人能够做到的。庄子的政治、社会哲学，目的正在于为每个人求得这样的相对幸福。任何政治、社会哲学所希望做到的，充其量都不过如此吧。
感情造成的精神痛苦，有时候正与肉刑一样的剧烈。但是，人利用理解的作用，可以削弱感情。心灵理解到万物的必然性，理解的范围有多大，也就在多大的范围内有更大的力量控制后果，而不为它们受苦。
无知的人不仅在各方面受到外部原因的扰乱，从未享受灵魂的真正和平，而且过着对上帝、对万物似乎一概无知的生活，活着也是受苦，一旦不再受苦了，也就不再存在了。
另一方面，有知的人，在他有知的范围内，简直可以不动心，而且由于理解他自己、上帝、万物都有一定的永恒的必然性，他也就永远存在，永远享受灵魂的和平。
假使我跟你辩，你胜了我，我不胜你，这就能证明你的意见一定正确吗？你胜了我，我不胜你，这就能证明我的意见一定正确吗？或者你我中间，有一个人的意见是正确的，或者都是正确的，或者都是不正确的，我跟你都不能决定。没人能决定！
事物永远在变化，而且有许多方面。所以对于同一事物可以有许多观点。只要我们这样说，就是假定有一个站得更高的观点。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假定，就没有必要自己来决定孰是孰非。这个论证的问题在于它自身。
从道的观点看事物的人，好像是站在圆心上。他理解在圆周上运动着的一切，但是他自己则不参加这些运动。这不是由于他无所作为，听天由命，而是因为他已经超越有限，从一个更高的观点看事物。
# 4-56
从道的观点看，万物虽不相同，可是都统一为一个整体，即 “通为一”。
他已经忘了事物的一切区别，甚至忘了他自己生活中的一切区别。他的经验中只有混沌的 “一”，他就生活在其中。
知识的任务就是做出区别：知道一个事物就是知道它与其他事物的区别，所以弃知就意味着忘记这些区别。一切区别一旦都忘记了，就只剩下了混沌的整体，就是大一。
圣人并不是保持原始的无知状态的人。他们有一个时期具有丰富的知识，能做出各种区别，只是后来忘记了它们。他们与原始的无知的人之间区别很大，就和勇敢的人失去知觉而不畏惧的人之间的区别一样大。
功利哲学即承认人类服从此二威权之事实，而以为之哲学的基础。此哲学的目的，在以理性、法律维持幸福。
边沁把善恶归结为快乐，苦痛的问题。照他的说法，道德的目的就是 “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”。
荀子的论点：“人之性，恶；其善者，伪也”。伪，就是人为。
人们必须一起生活，为了在一起生活而无争，各人在满足自己的欲望方面必须接受一定的限制。礼的功能就是确定这种限制。有礼，才有道德。遵礼而行就是道德，违礼而行就是不道德。
人应该有社会关系和礼，因为只有它们才使人异于禽兽。从这个方面的论证来看，人要有道德，并不是因为人无法避开它，而是因为人应当具备它。
知识是重要的，可是也不能光靠知识生活，还需要情感的满足。在决定对死者的态度时，不能不考虑理智和情感这两个方面。照儒家解释的，丧祭之礼正好做到了这一点。
我们对待死者，不可以只按我们所知道的，或者只按我们需要的去对待。应当采取中间的方式，即按所知道的，又按所希望的去对待。这种方式就是对待死者，要像他还活着那样。
# 4-57
为求雨而祭祀，为做出重大决定而占卜，都不是要表示我们的忧虑，如此而已。
他们虽然分属名家，但是同意这一点，就是人类黄金时代在过去，不在将来，自从黄金时代过去后，历史的运动一直是逐步退化的运动，因此拯救人类不在于创新，而在于复古。
照法家看，他们的治国之道，真正是即使是一个人也能掌握。君主只能把赏罚大权握在手里。这样进行统治，就是无为而无不为。
转化、改变是指宇宙的各个事物：简单和不变，是指事物的道，或遵循的原理。事物变而道不变。事物是复杂的，而道是容易和简单的。
每个事物在一个意义上是阳，在另一个意义上又是阴，这是要根据它与其他事物的关系而定。
要取得胜利，就一定要注意，不要过分的胜利；要避免丧失某物，就一定要在此物中补充一些与他相仿的东西。
吃喝是人类普通而平常的活动，它们普通而平常，正由于他们重要，没有人能够没有它。人伦和道德也是如此，它们在有些人看来简直普通而平常的没有价值，可是它们之所以如此，正由于他们重要，没有人能够离开它。
固然没有人能够完全不顾人伦而在社会中生活，可是同时也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完全符合这些人伦提出的条件。教的作用，就是使人把事实上已经不同程度的在做的事做完全。
一个人若是明白了日常生活中普通而平常活动的一切意义，诸如饮食人伦的意义，他就已经是圣人。一个人若是把他说明白的完全做到了，他也是圣人。如果做不到也就不可能完全明白其意义。如果不完全明白其意义，也就不可能完全做到。
假使真的没有文明和文化，宇宙就好像是个未成品，宇宙本身也会感到不完全的痛苦吧。
每一物需要其他的每一物，但是每一物的存在都是为了它自己，而不是为其它任何一物。
存在于宇宙的每一事物，需要整个宇宙为其存在的必要条件，可是它的存在并不是直接由任何另外某物造成的。只要一定的条件或环境出现了，一定的物就必然产生。但是这并不是说，他们是任何名义的造物主或个体造成的。换句话说，物是一般的条件造成的，不是任何另外特殊的物造成的。
# 4-58
新的制度和新的道德应当是自生的，这才自然。新与旧彼此不同是由于它们的时代不同。它们各自适合各自时代的需要，所以彼此并无优劣而言。
模仿是无用的，没有结果的，有害的。唯一合理的生活方式是 “任我”，即为 “无为”。
一个人若能真正 “任我”，“毁其所贵”，这就意味着他已经能够去掉向郭所说的 “偏尚之累”。换句话说，他已经能够懂得 “齐物” 即万物同等的道理，能够从更高的观点看万物了。他已经登上了通向混沌一体没有差别的境界康庄大道。
如果某物只在其有限的范围内自得其乐、则其乐也一定是有限的。所以在这些故事 后面讲了一个关于真正独立的人的故事。他超越有限，而与无限合一，从而享受无限而绝对的幸福。
人活着，应当任我，不应当从人。就是说，人活着应当任从他自己的理性或冲动，不应当遵从当时的风俗和习惯。
佛学认为，宇宙的一切现象，或者更确切的说，一个有情物的宇宙的一切现象。都是他心的表现。不论何时，他动，他说，以至于他想，这就是他的心做了点什么，这点什么一定产生了他的结果，无论在多么遥远的将来。
业是因、报是果。一个人的存在，就是一连串的因果造成的。
宇宙的一切事物都是心的表现，所以是虚幻的，暂时的，可是无知的个人还是渴求他们，迷恋他们。这种根本无知，就是无 “明”。无明生贪嗔痴脸；由于对生的贪恋，个人就陷入永恒的生死轮回，万劫不复。
普通意义的道理，即 “俗谛”；有高级意义的道理，即 “真谛”。不仅有这两种道理，而且都存在于不同的层次上。低一层次的真谛，在高一层次上只是俗谛。
一切都否定了，包括否定这个 “否定一切”，就可以达到庄子哲学中相同的境界，就是忘记一切，连这个 “忘记一切” 也忘了。因此，照它说的达到第三层次的真谛，就什么都不用说了。
万物每刻都在变化。在任何特定的时刻存在的任何事物，实际上是这个时刻的新事物，用过去存在的这个事物不是同一个事物。
# 4-59
要知某一事物，就要选出这个事物的某一性质。以此性质作为知的对象，但是圣智是要知 “无”，“它” 超乎形象，没有性质。所以 “无” 根本不能成为 “知” 的对象。要知 “无”，只用与 “无” 统一。这种 “无” 统一的状态，就叫做 “涅槃”。
第一义不可说，因为对于 “无” 什么也不能说。如果把它叫做 “心” 或别的什么名字，那么就立即给它一个定义，因而给它了一种限制。
为了成佛最好的修行方法，是不做任何修行，就是不修之修。有修之修，是有心的作为，就是有为。不造新业，并不是不做任何事，而是做事以无心。因此最好的修行办法就是以无心做事。
这种修行方法的目的，不在于做事以求好的结果。不管这些结果本身可能有多么好。毋宁说它的目的，在于做事不引起任何结果。一个人的行为不引起任何结果，那么在他以前积累的业消除净尽以后，他就能超脱生死轮回。
以无心做事，就是自然地做事，自然地生活。
修行的道路，这是要充分相信自己。其他一切放下，不必于日常行事外，别有用功，别有修行。这就是不用功的用功，也就是禅师们所说的不修之修。
在开始的时候，需要努力，其目的是无需努力；需要有心，情目的是无心；正像为了忘记先需要记住必须忘记。可是后来时刻一到，就必须抛弃努力。达到无需努力；抛弃有心，达到无心；正像终于忘记了记住必须忘记 。
不修之需本身是一种修，正如不知之知本身也是一种知。这样的知，不同于原来的无明；不修之修，也不同于原来的自然。因为原来的无名和自然，都是自然的产物；而不知之知，不修之修都是精神的创造。
在禅人看来，圣人的生活，无异于平常人的生活；圣人做的事，也就是平常人做的事。它自迷而悟，从犯入圣。入圣之后，又必须从圣再入凡。百尺竿头象征着悟的成就的顶点。更进一步，意味既悟之后，圣人还有别的事要做。可是他所要做的，仍然不过是平常的事。
佛必须在社会和人士之外提高精神修养，圣人则必须在社会关系之内提高精神修养。
# 4-60
他做每个人应该做的事，但是由于他的见解，他做的事获得了新的意义。新儒家建立了一个观点，从这个观点看来，原先儒家评定为道德的行为，都获得了更高的价值，即超道德的价值。
在程灏看来，人必须首先觉解他与万物本来是合一的道理。然后他需要做的一切，不过是把这个道理放在心中，做起事来诚实地聚精会神地遵循着这个道理，这样的功夫积累多了，他就会真正感觉到他与万物合一。
有某物，必有此物之理，但是有某理，则可以有，也可以没有相应的物。
全部的理都永恒在那里，无论实际世界有没有他们的实例，也无论人是否知道它们，它们还是在那里。
他或喜或怒的时候，那也不过是外界当喜当怒之物在他心中引起相应的情感罢了。他的心像一面镜子，可以照出任何东西。这种态度产生的结果是，只要对象消逝了，他所引起的情感也随之消逝了。
一个人，也和其他事物一样，是具体世界中具体的特殊的产物。因此我们所说的人性，也就不过是各个人所禀受的人之理。这里的理，并不是普遍性的理，只是个人禀受的理。
良知所直接知道的是我们意志或思想的伦理方面。它只能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，但是不能告诉我们怎么做。
研究哲学，无所谓完不完。若要他完，一句话就能完，不要它完，就永远不会完。
“理” 自成是绝对的，永恒的，但是我们所知道的 “理”，作为科学的定律和理论。则是相对的，可变的。
哲学，特别是 “形上学”，是这样一门知识，在其发展中，最终成为” 不知之知 “。
哲学的发展，使它最终达到超越经验的” 某物 “。在这个” 某物 “中存在着从逻辑上说不可感只可思的东西。
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，在于人做某事时，他了解在他在做什么，并且自觉地在做，这是这种觉解，使他正在做的对于他有了意义。他做各种事，有各种意义，各种意义合成了一个整体，就构成了他的人生境界。
# 4-61
他不可能表演奇迹，也不需要表演奇迹，他这个只是平常人做的事，但是由于有高度的觉解，他所做的是对于他就有不同的意义。换句话说，他是在觉悟状态做他所做的事，别人是在无明状态做他们所做的事。
在使用负的方法之前，哲学家与学哲学的学生必须通过正的方法；在达到哲学的单纯性之前，他必须通过哲学的复杂性。
人必须先说很多话，然后保持静默。
